狹義銀行與全能銀行之爭

導語

銀行作為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時承載著儲蓄民眾資產的公用性以及提供風險業務與投資的風險性。隨著近年來混業經營模式的快速發展🤲🏼，金融公用事業和風險事業的矛盾也在加大。混業經營到底是不是金融運行的一個良好模式呢👶🏽？是不是有利於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呢？狹義銀行模式的思考邏輯對當前的貨幣政策又會產生什麽影響呢？

現代金融體系的一個根本問題在於商業行為背後有政府的擔保，有人甚至將銀行形容為公用事業和賭場的混合體，銀行存款是一般民眾的貨幣資產，銀行體系提供支付和相關的金融服務是現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有點類似於電力和自來水等公用事業一樣🐿，需要平穩運行📂。其他風險業務與投資帶來較高的收益但波動大🧑‍🌾，兩者結合在一起就有公用和風險事業的矛盾🎅🏿。政府的擔保使得風險投資帶有很強的外部性🌋，增長的收益由個體獲得⛰🐺，帶來的風險由全體納稅人承擔✧。

監管悖論

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金融自由化使得金融的外部性日益突出❗️🚟，政策應對是《巴塞爾協議》維護金融穩定的三大支柱😅，即資本充足率要求、審慎監管和市場紀律約束（信息披露等）👉🏻。全球金融危機凸顯了《巴塞爾協議》框架的不足🧟‍♂️，危機後的反思主要在於加強監管。但是，金融行業的基本結構沒有改變，宏觀審慎監管維護金融穩定的效果還有待觀察👨‍🦼‍➡️，而增加監管成本已經被詬病。

在中國，近幾年金融的混業經營快速發展，金融的公用事業和風險事業的矛盾也在加大🙆🏼‍♀️。在這樣的背景下👩‍🍳，防控金融風險成為宏觀政策的一個重要目標🧙🏼‍♂️，應對之策和西方發達國家的做法基本一致，即加強監管，宏觀審慎監管因而成為一個熱門詞。混業經營對現有的分業監管帶來挑戰🌭，金融監管框架改革成為重要議題，著力點是如何讓監管機製適應混業經營的發展，似乎沒有人質疑混業經營的模式，甚至有觀點主張發展全能銀行🤦🏼。

為了應對監管套利，監管的廣度和深度在增加⛪️。雖然審慎監管增加了宏觀視角，但落地是在微觀層面，涉及對金融機構內部運行管理的幹預。這就帶來一個悖論：一方面，發展混業經營的益處是不同類型的金融服務有協同效應，理論上講可以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另一方面，糾正由此帶來的外部性需要監管深化，對金融機構的商業行為的幹預越來越多👆。從對經濟的最終影響來看，兩者似乎有內在的矛盾。那麽🥦，混業經營到底是不是金融運行的一個好的模式呢🧗‍♀️🔋？是不是有利於促進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呢？

狹義銀行模式

全球金融危機後另一個反思是改變金融的結構🧙🏽，通過法規來劃分不同金融業務的邊界，也就是說，更多地用事前的規則（regulation）而不是事中的監管（supervision）來應對金融的外部性問題👱。在美國🤷🏻‍♀️，次貸危機後有人建議重回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把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分開🖕🏽。同時，近幾年被稱為芝加哥主張的狹義銀行受到關註，這是芝加哥大學幾位教授在1933年提出的關於銀行業改革的建議，其中關鍵的一項措施是要求銀行存款有100%的安全性資產支持。

狹義銀行的最嚴格的形式是銀行存款有100%的存款準備金（銀行在央行的存款）支持👉🏻。在這種模式下💹，銀行存款是純貨幣（plain money），貨幣和信用（金融）分開，貨幣創造完全來自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銀行只是一個渠道。所有的貨幣都是外生的，或者說都是基礎貨幣，由央行的操作決定，不再有銀行信用創造的內生貨幣，鑄幣稅歸政府，商業銀行不再享有創造信用貨幣帶來的類似鑄幣稅的收益。信貸、證券、資產管理等金融業務則和狹義銀行分開👙，受市場競爭紀律的約束，不再享有政府的顯性或隱性擔保。狹義銀行就是把金融的公用屬性和賭場屬性分開來🤳。

也有柔性的狹義銀行建議👩‍🦰，比如支持銀行存款的資產放寬到政府債券，對中小型企業的貸款🤷🏻‍♂️🦻🏿，後者是銀行的核心競爭力所在。 但是，即使較寬的狹義銀行的落實也可能對現有金融體系帶來巨大沖擊👩‍👩‍👧‍👧。這並不意味著狹義銀行沒有任何可行性，歷史上的貨幣金融製度變革都有爭議，分隔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就是芝加哥主張的妥協版🚫。印度在2016年11月宣布的廢鈔令，導致現金短缺，但短期的陣痛之後🚯，長期的益處（打擊地下經濟和避稅，促進金融中介發展）會逐漸顯現出來🧏。

值得關註的是，在2016年競選中🪞，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把恢復《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作為政綱的一部分，兩黨各有一位議員已正式提案並取得特朗普政府的同意🤵🏻‍♀️，《21世紀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要求把提供儲蓄存款並享受聯邦存款保險的商業銀行與風險較高的金融服務業分開🌇，後者包括投資銀行、證券投資◻️、保險等。所以，不能將特朗普放松監管的主張理解為重回金融危機前的自由化。準確的理解是🧑🏻‍⚖️，特朗普要的可能是在劃分金融的公用與賭場部分邊界後，對風險部分放松監管🛤。

高存款準備金率不是壞事

狹義銀行模式的邏輯對我們思考當前的貨幣政策也有參考意義。在美聯儲進入加息周期的過程中🛤，美聯儲會不會通過縮表（也就是賣出長期國債，回籠基礎貨幣）來緊縮貨幣條件呢𓀕？把前期購買的長期國債凍結在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上🍏，通過提高短期利率來緊縮當前的貨幣條件，更有利於控製私人部門信用創造貨幣👳🏼‍♂️，降低信用的順周期性🏇。這實際上相當於一次性提升美國的銀行業的存款準備金率。市場關註美聯儲開始縮表的時間與力度🫥，但一般認為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不可能回到危機前的水平。

中國也面臨著類似的問題。過去在國際收支順差的環境下，央行通過存款準備金要求對沖外匯占款對國內流動性的擴張影響，使得中國的銀行體系有了全球主要經濟體中最高的存款準備金率。在資金外流的情況下🧘🏼➙，是否應該反向操作，通過降低存款準備金率釋放人民幣流動性呢？一個流行的觀點是持續的資金外流需要降低準備金率來穩定市場參與者的預期📑，而且存款準備金要求對銀行來講是一種稅收，扭曲資源配置👨‍👧。

但是，從區分金融的公用和風險事業的角度看🍾，高存款準備金率是一件好事👨🏿‍🏭。未來廣義貨幣增長有兩條路徑🎅💚。第一條路徑是降低存款準備金率促進信貸投放，央行的資產負債表規模不變，但商業銀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第二條路徑是維持存款準備金率在高位🫅🏼，央行通過再貸款、政策性貸款等措施擴張資產負債表🧑🏼‍🚀，M2增長直接來自央行的本位幣投放。第二條路徑類似於上述的財政投放貨幣的渠道🧔🏻‍♂️，降低增長對信用和房地產的依賴，減少金融的順周期性。

本文摘選自彭文生著作《漸行漸近的金融周期》2017 年6 月第1 版第十三章第四節“狹義銀行與全能銀行之爭”，得到作者本人和中信出版社使用授權。